王某与彭某2006年登记结婚，双方婚后一直未生育子女。2017年8月初，彭某父亲彭某甲来电称在自家门口捡拾一名出生不久的女婴，询问二人收养意愿。王某、彭某经考虑后表示愿意收养，遂于8月13日先行将女婴接至上海的住处共同照顾抚养，并为其取名王某乙。彭某甲因此前往某县民政局处咨询如何办理收养登记手续。9月6日，彭某甲向某县民政局提交捡拾弃婴报案证明，载明了彭某甲捡拾弃婴的过程，由证明人签名，并由彭某甲所在社区居委会和某公安派出所签章属实。收到该报案证明后，某县民政局于9月10日向彭某甲出具了一份收养公告内容模板，让彭某甲去某县报社公告。后该局工作人员于12月18日前往彭某甲所住厂区进行实地调查，对彭某甲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笔录。12月25日，王某、彭某共同向某县民政局书面申请收养王某乙，并提交各自身份证件、生育情况证明、体检报告等办理收养登记所需证明材料；该局当场对王某、彭某进行收养意愿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王某、彭某表示愿意共同收养王某乙并在笔录上签名确认。同年12月29日，某县民政局为收养人王某、彭某与被收养人王某乙办理了（2017）某收字第X号收养登记证。
　　2020年4月，彭某以与王某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被判决驳回诉请后，又于2021年1月再次起诉离婚。在此情形下，王某认为其已不适合继续收养王某乙，遂开始寻找王某乙生父母。经走访调查，王某获知王某乙生父母可能为被告詹某、宁某，且经查阅王某乙收养登记档案材料，发现公告时间为收养登记证签发之后，故认为民政局在办理收养登记前未依法公告，遂起诉，请求：1.确认王某、彭某与王某乙间于2017年所形成的收养关系无效；2.判令詹某、宁某对王某乙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
　　诉讼中，彭某与某县民政局提交某县新闻中心收取彭某甲公告费的收据和某县融媒体中心出具的证明，显示公告费支付日期为2018年1月17日，发生于办理收养登记之后。被告詹某、宁某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5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王某提出上诉。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收养登记程序包括当事人申请、登记机关审查和办理收养登记三个阶段。在当事人申请阶段，主要是指收养人要提交相关申请和证明材料。在登记审查阶段，审查的内容主要有：申请收养人是否符合收养人的条件、申请人真实的收养目的、申请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被收养人的情况等。法律规定在收养登记之前进行公告，其目的是为了最大可能寻找被收养人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维护未成年人及其生父母的利益。本案王某陈述詹某、宁某是王某乙的生父母，因公告程序倒置而影响生父母的权益，且王某陈述詹某、宁某希望孩子回归身边，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詹某与宁某并未到庭参与这个在王某看来本应对其二人有利的诉讼程序。另据王某陈述，詹某与宁某已经生育两个子女。
　　王某并无证据证明王某乙并非弃婴，亦不能证明案涉派出所盖章的“报案证明”和某县民政局所作“调查询问笔录”内容虚假。相对于被遗弃或在儿童福利机构生活，王某乙能够被王某和彭某收养，得到养父母的关爱，对其成长更为有利，也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对生父母的亲权与未成年人利益的衡量之下，变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关于“弃婴”的要求，取消了对生父母遗弃未成年人的主观意愿的限定，允许对确实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进行收养，这也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本案中，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与彭某一起收养王某乙并办理收养登记，体现了其对于尚处于襁褓之中的王某乙的疼惜。王某乙现已与养父母生活多年，建立起了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感情。如果贸然解除收养关系，王某乙该何去何从，这必然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故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应维持王某乙的生活现状为宜。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之前进行公告，目的是为了最大可能寻找被收养人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维护其亲权。民政机关在办理收养登记公告时存在公告倒置等瑕疵，并不影响被收养人事实上处于无人认领的状态，收养人符合实质收养要件，并与被收养人在取得收养登记后事实上已形成收养关系，建立起了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感情，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考虑，不宜因公告瑕疵而否定收养行为的效力。